李大钊的为民情怀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生“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之一便是他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明确了目的、方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今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同志逝世91周年。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驱,多年来致力于李大钊研究的李大钊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故居管理处主任王宝春,李大钊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王海,就“李大钊同志的为民情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本报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深切关心百姓的疾苦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这样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如果以此为中心点前推47年后推12年的话,就是1842年至1901年。正是李大钊出生前后这不到60年的时间内,清政府与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 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 多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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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矛盾的加剧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腐朽的清王朝对外无力反抗屈膝投降,对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却疯狂镇压,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双重压榨下,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李大钊的出生地河北省乐亭县,位于滦河冲积平原,东南临渤海,本来是一块天府之地鱼米之乡,但由于当时统治者疏于治理,致使滦河泛滥经常造成水患,再加上海啸及海盗猖獗,百姓饱受其害。生活所迫很多乐亭百姓只能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地到东北去谋生活。这些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向第三任塾师黄玉堂先生提出“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的问题,也是埋进自己心中的一个疑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耳闻目睹的是国家太弱了,老百姓太苦了,因此他才自“束发受书”便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意识,而且随着社会见识的增多,他的这种思想日益鲜明并百折不回地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正如他所说:“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上下求索,在永平府中学李大钊“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曾参加请开国会运动,幻想通过资产阶级宪政使中国走向独立、人民得到解放,也曾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非常关注,对时任地理教师的辛亥革命志士白雅雨非常崇敬。1912年6月和1913年4月,李大钊发表了初表政见的两篇文章《隐忧篇》《大哀篇》,把“工困于市,农叹于野”[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的百业衰败枯竭的状况作为社会六大隐忧之一来加以论述和分析,对辛亥革命后民权旁落,各路军阀只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坐视百姓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2页。]的黑暗状况进行抨击,客观地观察和真实地描述当时百姓的苦难状况,向社会也是向自己提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0页。]的疑问。面对这样一个社会问题,他“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积极参加国内的反袁斗争。

　　由日本回国后,李大钊的目光仍在关注着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他对《可怜之人力车夫》充满同情,认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同时,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是:“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64页。],积极呼吁改善这些人力车夫的生活。十月革命胜利,使李大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在不断的探讨、实践、比较、研究之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6页。] ,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98页。]。

　　李大钊自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图书馆改良、教学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它社会活动等多项工作交织的繁忙之中,李大钊仍然记挂着下层百姓的疾苦。这一时期他的笔下有对《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的调查写实,有对《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也有对街头乞丐《黄昏时候的哭声》的描述。这些文字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表达了李大钊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生活的深切关心和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的无情鞭挞。我们可以这样说李大钊的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关心百姓生活是他的常态,百姓的疾苦就是他学习、工作和战斗的推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把人民冷暖记在心间,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告诫全党,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阐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问题,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等七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总起来讲就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

　　我们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对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感同身受,就要向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切实把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间真情。

　　深入群众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李大钊一经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便开始勇敢地拿起这一武器并使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李大钊就提出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观点。在1919年2月14日至3月14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李大钊便先后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多篇文章,阐述加强劳工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功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92页。]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04页。]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从事宣传和组织的工作,而且重视农民思想的启蒙和教育。他提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07页。]号召知识分子及广大青年要抛却浮华,敢于去到社会的最底层,寻着苦痛悲惨的声音去解脱劳动的人的苦痛,并唤醒他们起来消灭造成苦痛的原因——不良的社会组织。

　　1919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康白情、黄日葵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定期到市民和工人农民中演讲,启发群众觉悟。这个组织从成立一直持续到1925年,除进行城市讲演外,还注重到乡村、工厂讲演,足迹遍布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淀、通县等地。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一方面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阐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只是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向工人和广大平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蒙民众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进行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变革。他提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做民众的先驱,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而对于知识阶级的意义,李大钊进一步解释说,“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74页。]。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为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做到与工农相结合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他还强调知识分子在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要努力改造自己,要尊重劳动和劳动的人,把自己融入工农群众之中。可以说注重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

　　为使青年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 1920年1月,北京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到人力车工人的居住区作调查。工人们贫穷的状况使学生们大为震惊。1920年1月26日北京《晨报》曾这样报道:“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五一”May Day运动史》,详细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欧美各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向中国工人呼吁:“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这天,李大钊领导了北京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 500 多工友和学生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何孟雄等北大学生还雇了两辆汽车上街游行,车前打着“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横幅,车后竖着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散发了数千张印着《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同时“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也以《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内容为题,沿街进行宣讲。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从这天起,那个曾被外国舆论称为“不入中国人清梦的五月一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12月,李大钊派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等人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筹办劳动补习学校, 1921年元旦,学校正式开学,教员们自己编印课本,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课本里。讲课的内容也是常常是用通俗的故事来说明大的道理,比如有一次教员讲课由桌上拿起一张白纸,两手将这张白纸扯平,让靠近他坐着的一个工人用手指向纸上戳,一戳纸就破了。教员又拿起来三张纸,还让他戳,一戳又破了。最后,拿起来一大叠纸,这个工人连戳了几下,手指头都痛了,可这回一张也没有戳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互动,来解释工人们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有时教员们也自编歌谣,教给工人们唱。当时就有这样一首歌谣:“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北方的红星》,第69页,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那么教员都有谁担任呢?据该厂老工人回忆,当时的“教员除了长驻的两个外,邓中夏每星期来讲两次,杨人杞也是每星期来,后来又派了长驻教员吴容沧,还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团结在小组外围的一群革命青年,大家都经常来讲课。像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陈为人……这一批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员,也是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这时差不多都到长辛店来过。他们大家轮流来教‘常识’课。李大钊这时也曾亲自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来视察。”[《北方的红星》,第65页。]在工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1年5月长辛店又成立了工会,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身为北大教授,李大钊经常深入到劳苦大众之中,在简陋的农舍,向老农访贫问苦;在阴暗的工棚,同工友促膝谈心。郑州市二七老工人姜海世也曾回忆,1921年3月李大钊就到郑州工人夜校视察,并勉励大家“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深入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促进了自身思想的革命化。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特别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党的“三大作风”并强调指出:“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年以来,每到春节前夕年味渐浓之时,他都是奔波在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的路上。在十九大报告中他明确提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我们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就是要继承革命先驱对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像我们党一贯要求的那样,经常深入基层群众和各界观众之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向广大群众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同心戮力,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仅把人民群众作为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之前的任何君王、任何圣贤、任何党派都没有做到过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率先认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历史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消息传入中国,这使苦于救国无门救民无路的李大钊十分兴奋并给予热情关注,他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等系列文章对俄国革命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从中发现在俄国革命中,最下层的工人、农民、士兵等平民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由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是协约国之一也就是作为战胜国,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人们齐呼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李大钊却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这回战胜的“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54页。] ,“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59页。] 。指出群众势力的摧枯拉朽不可阻挡“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3页。]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对英法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沦为“空想”,根本原因是他们脱离了人民大众。“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页。] 最终必将归于失败。他积极地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和认识人类历史,做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2页。] “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 [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09页。]的结论,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力军,无论任何人,都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21年3月,李大钊在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便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71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工农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1921 年冬,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京地委制定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 1922 年秋,发动唐山、丰润、滦县、滦南和秦皇岛等五个地方的铁路、矿山和工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不久,便派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开滦煤矿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与邓培等人联系举办工人夜校、图书馆,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1922年4、5月间,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第一次直奉战争历时不到十天,以直胜奉败收场,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清除政敌交通系的势力,他想着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来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的情况。李大钊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吴佩孚幕下白坚武等人的私交关系,介绍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共产党员,担任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等铁路的稽查员。这些稽查员名义上是交通部的雇员,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铁路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大钊同志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位同志的工作,去交通部之前,李大钊亲自和他们谈话,交代工作任务,指示工作方针。工作中经常听取他们的汇报,热情地给予帮助和支持。包惠僧曾经回忆这些稽查员:“对交通部、对铁路管理局、对部长、对员司的冲突事件,大小不下十余次,”“都因为李大钊同志的上层联系与适当的掩护,减少了工作中的困难。”[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转引自《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第125页。]以稽查员的身份为掩护,“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6页,1949年版。]此后,罢工风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如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李大钊等北方党组织领导下,1922 年10 月 23 日,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以及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近 5 万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工人罢工斗争。此外,李大钊还联络了一部分当时的国会议员,联名向军阀政府提出质问,扩大了罢工的社会影响。

　　在李大钊等北方党组织领导下,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并于1926 年 4 月,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下辖 4 个县、32 个区、200 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 27 万。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山东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到 1926 年 5 月,禹城、济宁等 13 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山西临汾、定襄等 13 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在直隶(今河北),1926 年秋顺义、乐亭等县建立起农会组织;获鹿、玉田等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日渐兴起。1925 年下半年热河、察哈尔、绥远发起农民运动,至1926年 6 月,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

　　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组织还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民众运动,从1925年到1926年春,仅北京先后就爆发了“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运动”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地打击。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还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1923秋,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乌兰夫、吉雅泰等学生党员并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1925年11月,李大钊亲自去张家口领导建立西北农工兵大同盟工作。他到那里后不是浮在上面做些一般性的指示,而是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冯玉祥当时曾派人去找他,发现他在工人宿舍里,和许多工人一起睡在只铺了一层干草的地上。李大钊还主持召开了“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大同盟书记。开会的那天,他仍然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人制服,和群众是那样融洽,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他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他的为人和讲话都给到会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可以这样说:李大钊一生关心群众、热爱群众、相信群众,在领导北方革命运动中他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开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我们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就是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从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观念,从而自觉地放下架子,走进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征求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赖。

（市场报网络版焦点新闻 王震  王保）